Eun Kyung, Park: 我在韩国Hankyoreh经济研究所（HERI）工作，主持这个小组讨论。在讨论东亚30之前，我想请各位嘉宾进行一下自我介绍。
钱小军：我任教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我主要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
刘学之：我是北京化工大学的老师，专业是经济学，在校教授的课程包括MBA的企业社会责任和研究生的低碳经济学。同时我也是北京化工大学低碳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Karl Chun Seung Yang: 我在大学教授企业社会责任的课程，也是韩国责任投资论坛（KoSIF）总干事。
Eun Kyung, Park: 这次小组讨论的主题 ，“东亚30”，旨在评估标中日韩三国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接下来，有请在座的委员会委员评价一下今年的东亚30。
钱小军：我是亚洲企业社会责任专家委员会的中国代表。我认为这样的评估很有意义，因为它能带来跨文化的比较，我们不仅要选出本国的企业，也要向其它两国的优秀企业学习。从最后的评分来看，中国的企业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中日韩三国有着不同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但是一个国际化的评估体系使得三国之间的比较和交流成为可能。我希望更多的中国企业能意识到自己的优点和不足，向日韩两国的同行看齐。第二点，我们在“东亚30”评选里使用彭博社的数据，用同一标准衡量三国的企业，这很公平。我们确实要落后于日韩两国，但我认为东亚30只包括了上市公司，对于中国非上市公司来说，他们失去了表现的机会。
刘学之：东亚30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通过评选中国的十佳企业，中国企业能意识到企业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性，尤其是环保。因为中国政府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不足，有了这个活动，中国企业会提高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不过，我认为除了使用彭博社的数据，我们还应该参考更多数据来源，希望明年会有这方面的改进。
Karl Chun Seung Yang: 我们的工作是选出十佳公司，其实也是在“训练”公司，要“训练”一个公司，我们要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也就是奖惩兼施。一开始我们给的都是“胡萝卜”，鼓励公司注意环境问题，但在以后我们也要用“大棒”。今年我们就讨论了“大棒”的必要性，我们对247家企业进行了3次筛选才得出了最终的获选企业名单。因为我们的负面筛选十分严格，最终只能找到9家符合要求的企业。我们首先排除了高污染企业，受到政府监管部门惩罚的企业，和滥用权力排挤小公司的大企业，最终像现代集团这样的名企反而被我们排除在外。第二类被我们排除的是CEO或者经理有不良商业行为的公司。第三类是违反了商业法规，但后果并不是很严重的公司。对这样的公司，我们会发放问卷观察公司负责人的态度，可是没有一个公司的反应令人满意。最后我要指出的是，在我们选出的最好的九个公司里没有金融公司，说明金融业的社会责任发展落后其它行业。
刘学之：中国选出的十佳公司都是大企业，或许以后可以专门为中小型企业评选“东亚30”。
Karl Chun Seung Yang: 但中小型企业的信息很难搜集。
Eun Kyung, Park：可惜今天日本的委员会专家没有到场。我也认为在评估的时候，有些标准可以根据中小型企业的情况进行调整。
刘学之：对，我在研究中小型企业环保信息披露的时候，就用了较低的标准。我看过它们的社会责任报告，信息不够充分，但我们确实应该在以后加入更多中小型企业。
Karl Chun Seung Yang: 这需要大量人力和财力，去获取中小型企业的信息需要挺多时间和精力。
Eun Kyung, Park：根据这次东亚30的调查，中国企业在社会方面的平均分比韩国企业高很多，原因是什么呢？
钱小军：从公司董事会女性比例来看，我不太清楚今年的数据是不是有很大变化，但近年来国内一直在提倡男女平等。在清华，女学生的数量就比男学生多，说明在以考试为选拔方式的体系中，女性的表现好于男性。所以大城市的女性能受到更好的教育，也就更有可能得到晋升机会，而且女性天性乐于照顾他人，富有同情心，会成为更好的领导。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城市的中国女性有了更多的机会。
Karl Chun Seung Yang: 韩国的新一代也是这样，女性有了更多权力。
刘学之：我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推动了性别平等。因为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家长的精力会全部投入在那一个孩子身上，无论男女都被要求要好好学习，进入好大学。
钱小军：但中国还需要继续努力，特别是在大型国企，几乎没有女性CEO或总经理。在一次中日韩的对比研究中，我们发现在中国每7位董事会成员中有一位女性，这比日本韩国都高，但最高决策人中没有女性。而且大多数女性董事会成员主要负责会计和人力资源管理。这仍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
Eun Kyung, Park：日本和韩国的情况其实并不比中国好，性别平等是三国共同的问题。
钱小军：百事可乐的全球CEO是女性，IBM的全球CEO也是女性。
Karl Chun Seung Yang: 韩国政府的“CEO”也是女性。
钱小军：其实换个角度，男女不平等不仅仅是晋升体系本身有问题，女性看待自身的方式也阻碍了她们进一步发展。很多女性在工作中很出色，但结婚后主要注意力就在家庭和孩子身上，只有很小一部分愿意尽全力向上走。
Eun Kyung, Park：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环境问题，你们能分享一下中韩企业在环保问题负面信息筛选中的表现吗？
刘学之：中国很多企业都不关心环境问题，它们的底线就是不要触犯法律。明年开始实施的《新环保法》让很多公司有所忌惮。对于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公司，北京市政府加大惩罚力度，罚金是过去的15倍，天津市政府规定的罚金是过去的12倍。所以很多本地企业开始思考如何转变发展模式，达到法规的标准。这次的中国责任投资论坛请到了很多投资专家，我也和他们有深入交流。
Karl Chun Seung Yang: 在韩国，防治环境污染已经不是很重要的议题了，大多数企业都有了保护环境的自觉。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全球变暖，有毒化学物质和生物多样性。碳交易系统从明年开始运行，很多大企业都参与其中，全球变暖问题也更受关注，有毒化学物质泄漏也是。我们也有新的法律去监督和处理有毒化学物质排放。今年联合国在韩国平昌举办了世界生物多样性大会，也引起了公众关注。
刘学之：污染在中国还是严重的问题。
Karl Chun Seung Yang: 有一次和一位中国教授谈起这个问题，他担心治理污染问题会阻碍中国经济发展。
刘学之：APEC会议上我们创造了词汇“APEC蓝”，因为那几天天气很好。但其实7天的APEC蓝是牺牲了一定的GDP创造的。为了保证空气质量，河北，天津，山西，山东的一些重工业都停产了，这只能解决短期问题，但要解决长期问题要用可持续的方法。
Eun Kyung, Park：在负面信息筛选中，我们发现了很多企业有安全事故，有些企业深受影响。你们认为公司要采取什么措施预防安全事故，维护股东，投资者和社会各方的利益？
钱小军：上市公司应该是行业中的模范，但如果他们有很严重的安全问题，就不能成为其它公司做表率。我很赞成负面信息筛选，有严重安全事故的公司应该被排除，就算它们在彭博社数据评分中的得分很高，我们也有权利淘汰它们。因为如果这样的公司都入选了，民众会很不满。
Karl Chun Seung Yang: 在我们发起“东亚30”的第一年，韩国第一名是起亚汽车。那一年起亚汽车有大规模罢工事件，当我的朋友从报纸上得知起亚是第一名后，告诉我他非常不解。我当时感觉非常糟糕。
钱小军：对，当一个公司有这样的公共危机的时候，它能入选确实没有说服力。
刘学之：所以当我们评选“东亚30”时，如果公司的行为有不良的社会影响，我们会仔细考虑。
Karl Chun Seung Yang: 为了增强“东亚30”的影响力，我建议HERI找到更多中国和日本媒体合作，如果中国媒体加大宣传，这个评选会更有影响力。
Eun Kyung, Park：最后，你们队“东亚30”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意见？
钱小军：Karl的建议很好，我的建议是以后能够轮换“东亚30”的东道主，在每一个国家都造成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
刘学之：来这次责任投资论坛的记者还不够多，报道也不多。
Karl Chun Seung Yang: 我们也可以交换资源，让China SIF的记者报道“东亚30”
Eun Kyung, Park：我们确实可以这么做。
嘉宾简介：
Eun Kyung, Park: Hankyoreh研究员
钱小军：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刘学之：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Karl Chun Seung Yang，韩国责任投资论坛总干事
注：本文内容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本人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