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式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引发广泛关注,体现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更大贡献的雄心。国际清算银行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称为“绿天鹅”风险,认为其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同时,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道路上也充满绿色转型的投资机会。绿色投资机会的规模预计达数十万亿美元规模。中国的“十四五”规划也将丰富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项规划。气候变化作为重大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投资中普遍纳入ESG评估分析,有望成为一种趋势。
根据亚洲投资者气候变化联盟(AIGCC)负责人Rebecca Mikula-Wright的观察,投资人对气候变化的理解愈加深刻,并在多方面采取应对行动,包括将气候问题融入投资策略、参与公司治理(如“气候行动100+”)、与监管和政策制定者沟通,进行气候变化相关信息披露等,目前,TCFD成为国际认可的信息披露框架,而各国监管机构也在制定本土化信息披露原则。今年AIGCC有14个新会员,亚洲会员达到50家。AIGCC为会员和利益相关方提供经验分享平台;积极开发工具把气候变化因素纳入到投资组合中;推动能力建设,包括举办气候变化的专题培训。
中国工商银行现代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殷红从金融机构的角度介绍了将气候因素纳入管理体系的实践。在战略层面,工商银行与各利益相关方共同推进减缓气候变化工作。业务层面,工商银行将环境和气候因素纳入信用评级和信贷决策流程,开展企业ESG评级,并进行ESG信息披露。此外,工商银行通过签署“负责任银行原则(PRB)”等倡议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其中,殷红重点介绍了中英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工作组的工作进展。工作组结合TCFD框架和中国国情制定了试点方案及路线图。目前,试点机构从6家扩大到15家并进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在试点基础上,工作组牵头制定的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也已进入审定和发布环节。
贝莱德亚太区投资督导团队主管Amar Gill,介绍了贝莱德集团气候变化相关政策,未来ESG应当成为所有投资组合的重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危机的企业资本成本将更低,市值更高。贝莱德的资产配置以绿色为导向,投向将气候问题纳入决策的上市企业,并从收入25%以上来自煤炭行业的企业撤资。同时,贝莱德积极履行投资者尽职管理,就ESG问题与上市企业沟通,行使投票权保证公司能够重视气候变化,督促企业进行碳排放及其他ESG信息披露。Amar认为企业在等待政策和监管框架出台,对很多上市公司来说,如何为此规划也是不确定的。在与公司沟通中,贝莱德希望理解董事会和高管的有关想法。
线上接入讨论的海外嘉宾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责任投资论坛副理事长安国俊,指出中国气候友好型基金的长足发展有赖于项目资产评估体系和绿色技术标准的建立,配套的信息披露、环境效益评估和担保机制等的完善。她认为气候基金应该是多层面的,既有国家层面也有地方层面。今年八月,绿色基金50人正式发起,包括来自政府、市场、股权投资还有国际机构的力量。七月,国家成立了885亿规模的绿色基金,推动长三角地区绿色产业投资。安国俊希望气候基金能与低碳绿色城市的发展有效衔接。上述问题以及如何利用资本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发展等在《构建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的金融服务体系》和《为了绿水青山金融破茧之旅》两本书中,有更详尽的介绍。
CDP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张译戈表示企业端和投资端对气候风险的关注度都在上升。全球关注气候相关风险的企业数量增长了约27%,约占五百强企业的80%,标准普尔指数的75%。其中53%的企业识别出了气候相关的风险和机会。中国企业参与度整体上升了53%,其中有56%都识别到相应的机会。CDP对全球市值最强的公司进行了调查,其中225家企业都发现了气候带来的潜在经济影响,经济总值在2.5万亿美元左右。从投资端来看,更多投资者在考量不同的ESG整合策略,来优化投资组合。具体整合策略跟投资者的不同偏好有关,整体表现来说是非常不错的。
关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和机遇,与以上圆桌嘉宾讨论相得益彰的还有几位主旨发言人的观点。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中国责任投资论坛名誉理事长王忠民,以新能源汽车兴起的过程为例,从产品延伸到产业链包括电池回收等,进而说明未来每个产业都避不开气候变化的影响。ESG投资将把单点的产业利益、社会利益、个人利益和资本的利益融合起来。由此,他预计无论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的投资人,都会积极投入。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China SIF名誉理事长王忠民
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王守荣博士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博士
南方基金首席市场官吴增涛